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教授，著名思想家、社會學大師，1 月 9 日去世了。他因將現(xiàn)代性、大屠殺以及后現(xiàn)代消費主義聯(lián)系起來而著稱，被認為是當代性與后現(xiàn)代性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

關于特朗普現(xiàn)在一系列的所作所為，如果看不懂，可以看看教授的評價：他認為特朗普的上臺意味著強人政治的崛起，特朗普成功結合工人階級和舊中產階級的所有焦慮，將消費型社會的失敗歸因于外來因素，例如外來移民，種族異類，而建造方案又無力解決問題，魅力強人承諾一場快速補救 ，雖然“野蠻”或不理性，但對沮喪的民眾而言，仍然極具吸引力。

而與我們切身相關的就是這個詞:新窮人
他指出，自19世紀的大工業(yè)生產時代以來，窮人作為廉價勞動力的最大來源，在資本主義工業(yè)體系中充當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而自20世紀下半葉，現(xiàn)代社會開始發(fā)生一場轉折 —— 它從一個制造者社會轉變成一個消費者社會，窮人越來越指向有缺陷的消費者（flawed consumer），即越來越多的發(fā)達國家已經不再需要那么多窮人來充當廉價勞動力了，這部分人名義上脫離貧困的廉價勞動力其實僅僅換了個身份，成為了更無價值的“隱性窮人”，這就是鮑曼定義的“新窮人”（new poor）。

而其所謂“無價值”就是指，這部分人雖然不是失業(yè)者，而是“現(xiàn)代工人”，但收入僅能維持生計，不具備充足的消費能力。

在消費社會中，邊緣化便愈演愈烈：社會排斥“不合格的消費者”，低下階層不只是“被貶”，更是被逐出階級社會。加上今日社會問題往往被視為“安全問題”，邊緣化趨勢 開始波及各種族群，導致社會日益撕裂。

鮑曼提醒我們，新時代下，并不能再將”貧窮”簡單折價為物質匱乏乃至身體痛苦，它同時亦是一種心理折磨與社會壓迫。“新窮人”被迫生活在為富裕的消費者們所設計的社會空間和生活模式中，感受著物質和精神的雙重壓力。

而“流動的現(xiàn)代性”是鮑曼對現(xiàn)在的世界狀態(tài)的表述，與先前的 “固定”（“solid”）現(xiàn)代性相對。根據(jù)他在《流動的現(xiàn)代性》中的觀點，從“固定的” “流動的”現(xiàn)代性之間的過渡為個人追求造就了一種全新的、與先前任何時候都不同的景況，使個人面對著一連串的從未經過的挑戰(zhàn)，形象地來說，就是一種飄泊不定、不安全和不穩(wěn)定性之感。

因為如今的社會形式和社會制度再也沒有充分的時間去固化人們的行為，也無法作為指引人類行動與長期人生計劃的框架或者參考，因此個人不得不尋求創(chuàng)造自己生活的其他途徑。盡管短期計劃或者插曲本身和無法組成類似“職業(yè)”或者進步“等概念可以進行有意義地分析的序列，但個人必須嘗試將一連串沒有窮盡的的它們拼接起來。

這是一個徹底個體化、碎片化的社會，每一個人似乎看上去都擁有了自由，但同時也喪失了安全感。

公共領域不再是討論重大的政治議題，大眾關心的是明星們的瑣事和隱藏在心底的私事，而沒有人去關注真正在發(fā)生的重大的事件。

這種碎片式的生活要求個人必須具有彈性與可適應性，并且需要愿意經常性地在短期內改變策略，無悔地拋棄誓言與忠誠，以及根據(jù)他們的實際能力去追求目標。

我們可以感受我們自己，有多少人不在焦慮了？來自房價的焦慮，來自對比的焦慮，來自太快的焦慮，來自行業(yè)的焦慮，來自未來的焦慮，羅胖演講中曾提到的：“之前用幾代人承受和消化的痛苦，現(xiàn)在要用我們一代人去承受掉。”
可能這個時代很壞，也很好，但愿你我都不是“新窮人”。